原文刊于《甘肅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第61-71頁。

　　趙逵夫，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提要

　　《尚書·堯典》載堯派和叔居西垂以測日。和叔為秦人先祖。西周時又遷秦人于西垂之地。遠古時人們的認知范圍有限，為什么知道渭水西漢水上游西垂之地？其實這體現(xiàn)著一個早期長久的群體記憶。渭水西漢水上游為丘陵地帶，氣候好，有穩(wěn)定水源，無水患且少爭戰(zhàn)，適宜于早期人類較集中的穩(wěn)定居住，故伏羲氏與黃帝部族的早期發(fā)展均在這一帶，早期傳世文獻和大量的出土文獻與豐富的歷史印記都證實了伏羲與黃帝生處的正確性。論證所據(jù)皆為有關(guān)記載的最早文獻，包含著一些上古傳說，而很多人依據(jù)南北朝以后材料甚至牽附明清時的地名和傳說論伏羲、黃帝的生地，值得商榷。

　　關(guān)鍵詞：渭水；西垂；天水；西漢水；伏羲；黃帝；秦人西遷

　　一、秦人西遷最早之居地

　　《史記·秦本紀》載秦先祖中潏當商代中期，“在西戎，保西垂”。直至西周后期周孝王時，“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孝王使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因而周孝王使其“邑之秦，使復續(xù)嬴氏祀，號曰秦嬴”?！都狻芬鞆V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秦本紀》下文又說周宣王時秦“莊公居其故西犬丘”，又說“文公元年，居西垂宮”。秦文公元年即周平王六年（前765）?？磥砬厝顺踹w所居之地在西垂，當漢之西縣地。至西周中期周孝王時人口繁衍、勢力也擴大，便向東發(fā)展至犬丘，即西漢至西晉的槐里縣，至秦莊公之時則又回至西垂，后世也稱作“西犬丘”。

　　關(guān)于西垂的地望，或以為在隴南天水一帶，或以為指關(guān)中槐里（今陜西興平縣東南），個別學者認為在今山西。實際上有的證據(jù)就難以信據(jù)。論遠古、上古之歷史，所引作為論據(jù)的文獻，應該是先秦時代的，至少是漢代的（秦火之后，有不少先秦典籍不存，漢朝廷幾次組織人從民間收集佚書重為編訂）。“西垂”具體所指，要從商周以前人的認識入手來確定。

　　其實，100多年前學術(shù)大師王國維寫的《秦都邑考》，對這個問題已考究得很清楚。其文在引述了有關(guān)文獻之后說：

　　然《封禪書》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紀》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則又似特有西垂一地?！端?jīng)·漾水注》以漢隴西郡之西縣當之。其地距秦亭不遠，使西垂而系地名，則酈說無以易矣。唯犬丘一地，徐廣曰：“今槐里也。”案：槐里之名犬丘，班固《漢書·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說。此乃周地之犬丘，非秦大駱、非子所居之犬丘也。

　　接著又列出三條證據(jù)再加論證，然后說：

　　《本紀》又云“莊公居其故西犬丘”，此西犬丘實對東犬丘之槐里言?！妒酚洝分?，本自明白，但其余“犬丘”字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莊公居犬丘，號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為西垂耳。

　　則秦人東遷最早是居于隴右之西垂即西犬丘。其他各說主要是聯(lián)系后來秦人的活動軌跡和較遲的文獻記載加以生發(fā)，俱不可信。

　　關(guān)于西垂或西犬丘具體所在，上面所引文字已說清?！稘h書·地理志下》也載：秦非子“為周孝王養(yǎng)馬汧、渭之間……乃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秦亭、秦谷在今清水縣境。這是指非子時周孝王新封之地，非秦人西遷始居之地，然而距西垂不遠。

　　既然問題很清楚，為什么古今很多學者對秦人遷地在西犬丘持異說？這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將秦人西遷，為什么會想到這個地方？這里并非商、周最西邊界，而是戎狄所居之地，很多人認為當時中原的人未必知道這個地方，秦人也未必一定會至此極偏遠之地。

　　《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貳）》公布了一部失傳文獻《系年》。其第三章云：

　　圖片時間是在武王卒、周公聽政的一年。商蓋即史書中所說商奄，地在今山東曲阜以東。因商曾建都于此，商亡之后商之上層多逃之于奄，故周公殺秦人之首領(lǐng)飛廉，而遷秦人、奄人于朱圉。“朱圉”即朱圉山，為今甘谷縣南部與禮縣北部相連的大山，其南面下臨西漢水。由此可以說明，秦人確是被遷于隴右，而且至遲在西周初年被遷于西漢水上游的朱圉山。

　　那么，為什么周公要將秦人與商奄人遷到這里呢？為什么上古周人對這個地方有那么深的印象呢？

　　秦人先祖中潏在商代中期已“在西戎，保西垂”，則早在周公聽政之前秦人已遷于漢水上游之地。故祝中熹先生在《陽鳥崇拜與“西”邑的歷史地位》一文中認為：堯之時執(zhí)掌司日之職的羲部族與和部族，即陽鳥圖騰部族，為秦人遠祖。和叔受命“宅西”，即居于“西”。秦人最早遷于今西漢水上游在堯舜之時。

　　《尚書·堯典》記載堯命羲叔、羲仲、和叔、和仲敬重天象的變化，觀測日月星的運行規(guī)律以定歷法，分別居最東、最南、最西、最北之地以測定日之出沒、一年中的長短變化。其中說：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這是說命令和仲居于西方之昧谷，測定太陽西落的時間變化。

　　秦人之所以很早就對日月運行規(guī)律有所關(guān)注，因其靠海，能看到廣闊的天宇，也?？吹胶Ｃ嫔先赵滦浅降耐队埃瑢θ赵碌钠鹇浜托浅降倪\行有更多、更細致的觀察。至今人們喜歡海上看日出、在泰山看日出，也多少說明了這一帶觀察日月運行時在地域方面的特殊優(yōu)勢。因為秦人總結(jié)天象變化較早，所以被派遣到西垂測定一年中日月運行的規(guī)律。

　　關(guān)于秦人最早遷于西面的具體地點，早期文獻中也有反映?！短接[》卷三引《淮南子》中佚文說：

　　日入崦嵫，經(jīng)細柳，入虞泉之池……日西垂，景（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關(guān)于崦嵫所在，《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說崦嵫山在鳥鼠同穴山附近。郭璞注：“日沒所入山也。”《離騷》“望崦嵫而勿迫”，漢王逸注：“日所入山也。”關(guān)于崦嵫山之具體所在，古今所有的文獻都說在天水西南。則作為地名的“西垂”實是由“日西垂”而來。

　　“崦嵫”即古之西垂，其得名應是因周初遷商奄人于此之故（“崦嵫”的“山”字旁為后人為顯示山名而加）。總的來說，據(jù)《尚書·堯典》所載，秦先人在堯舜之時已遷于西垂之地，據(jù)清華簡《系年》，西周初年周公同樣遷秦人于西垂之地。

　　這就更引起人們的疑惑：為什么堯舜時代中原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lǐng)就一定要在隴山以西定一個觀察日西落的基點？而且在一千余年之后周公同樣遷秦人于此？

　　在沒有文字，交通也極不發(fā)達的遠古時代，人們對以前事情的了解和較遠之地的認識，一是依靠群體記憶，二是參照標志性的山川和遺跡，三是根據(jù)傳說。群體記憶指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在一個民族、一個很大的群體中被時時稱說，造成一種普遍的印象及同一些習俗聯(lián)系體現(xiàn)出來，無形中代代相傳相感，形成一個基本觀念。傳說則是側(cè)重于某一重大事件，在傳播中慢慢省去一些枝蔓和細節(jié)，而將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梗概傳下來，講述者會無意識地加入自己理解的成分。群體記憶的可靠性甚至超過文字記載，因為沒有發(fā)生的事情要成為很多人的意識存在是不可能的，而文字記載有時反而會被有意改變。從堯舜至夏商千年左右尚保留關(guān)于西垂的群體記憶，必然是上古、遠古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而這個群體記憶和傳說所依托的，便是漢水、西垂、朱圉山。

　　筆者以為，秦人兩次被遷于西垂，與伏羲氏和黃帝都起于天水一帶，與這兩位在中華遠古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氏族首領(lǐng)的群體記憶和傳說有關(guān)。一般事件不可能會形成這樣長久、深刻而廣泛的群體記憶。

　　二、關(guān)于伏羲生處的文獻依據(jù)

　　遠古之時，平原地帶的河流會因暴雨而漫延，并隨時改變流向，田地、居處在夏秋之季隨時可能被沖光，不但原始農(nóng)業(yè)難以進行，生命也難以保障，故民眾多居于半山或丘陵之地。這就形成遠古時代黃河流域的人類長期穩(wěn)定地生活于西北山地，依靠狩獵或原始農(nóng)業(yè)繁衍發(fā)展的狀況。同時，天水、隴南一帶由于六盤山、隴山和兩當縣東側(cè)山脈的阻隔且路途艱險，實際上形成了隴右的安全屏障。直至漢代，有些因戰(zhàn)亂而西過隴山避難的人仍因其難行而傷嘆。

　　《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收漢代《隴頭流水歌辭》第二首云：“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隴頭歌辭》第三首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三秦記》云：“關(guān)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xiāng)，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直至南北朝，以“隴頭”“隴頭流水”為題寫悲苦之情的歌謠仍不少，也多少反映出隴山在維護隴右一帶安全上的作用。《魏書·氐傳》載：“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仇池即仇池山，在今西和縣西南部，西漢水在其以西、以南流過?！段簳?middot;氐傳》又云：“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高七里余，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土地肥沃，山林茂密，真可謂世外桃源?！端螘?middot;氐胡傳》中亦云：“關(guān)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衛(wèi)護資遣之。”此處戊搜，即楊茂搜，為西晉初年仇池國之主。上古之時這一帶不受侵擾，人們的生活安定，也形成較好的人類文化積累，各方面發(fā)展較快。這應是遠古人類最理想的生活地帶。今天水一帶、渭水、西漢水上游很多地方遠古時是極利于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隴東的慶陽一帶，由于子午嶺的堵?lián)?，也要穩(wěn)定得多，故周人在此得以充分發(fā)展，然后才東進關(guān)中。相對于中原和東部一帶來說，這些地方的文化積累也更充分。

　　有關(guān)伏羲的記載，于先秦文獻中見于《楚辭》中之《大招》（為屈原青年時代所作），伏羲氏見于《列子·黃帝》。關(guān)于伏羲氏的生地，文獻中最早的記載是兩種漢代緯書。

　　其一為《詩含神霧》，《太平御覽》卷七八引：“大跡生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這是后代大部分人作為依據(jù)的一種說法?！读凶?middot;黃帝篇》云：“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臺州之北。”后代對“華胥”之地的解釋有分歧，但各家解說所依據(jù)材料都在南北朝以后。有一條最早的記載卻被古今學者所忽略。《淮南子·地形訓》云：“正西弇州。”意思是在正西之地弇州。這其實正是指西垂。后代學者皆主張在今山東。其依據(jù)是《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四載東昌府莘縣有弇山，“舊有泉曰弇山泉，《志》云：即古弇中聚也”。該書著者顧祖禹，明末清初人。幾千年中同名或名稱相近之地甚多，這怎能作為論遠古歷史之依據(jù)？至于其他種種說法，亦不值一提。

　　我們看《穆天子傳》卷三所載弇山和晉人郭璞的解釋：“天子遂驅(qū)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郭璞注：“弇，弇茲山，日入所也。”“弇”，清代學者洪頤煊《竹書穆天子傳》據(jù)《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即引作“奄”，清翟云升即校“弇山”作“崦嵫之山”。則由《穆天子傳》這部先秦典籍可以證明伏羲生于崦嵫山一帶，即自遠古相傳的日落之處。

　　古今所有的文獻都說崦嵫山為“日落之處”，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它既不在祁連、昆侖之下，也不在金城、涼州一帶，這在西漢時人也會覺得不可思議，何以明清以來辭書文獻仍這樣解釋？這其實也是據(jù)遠古留下來的群體記憶，反映了遠古之時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的部族在這一帶生存發(fā)展，長時間以其西側(cè)的這座山為日落之處。

　　其二為《遁甲開山圖》，其中說：“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即取此說。仇夷山即仇池山。秦漢之時“夷”“池”音近（至今作為“池”聲旁的“也”與“夷”聲母相同）。

　　以上二說雖不一致，但古代仇池山亦曾在天水郡管轄范圍之中。

　　《莊子·胠篋》中列舉了很多遠古部族，也提到“伏羲氏、神農(nóng)氏”，并云：

　　當是時也，民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這大體反映著遠古人安居的狀況。至末一句“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乃是針對戰(zhàn)國之時你爭我奪、征戰(zhàn)不休的情形有意夸張言之，非其實。人類因為有交流，才形成文明的孕育發(fā)展，從當時已有的結(jié)繩記事即可以看出早期人類的相互交流與思維發(fā)展。又《周易·系辭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

　　八卦并非一開始即如今所見式樣，而是起于結(jié)繩，又由刻畫符號演變?yōu)閿?shù)字卦，再演變?yōu)榻裰螒B(tài)的?！肚f子》一書中五次提到伏羲，《楚辭·大招》也說到伏羲?？磥恚瞎盼墨I中主要是南方學人的論著中對伏羲的傳說有所反映，而中原一帶及齊魯之地儒家學者只推崇堯舜，對此前有關(guān)伏羲、黃帝的傳說有所刪棄。

　　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當在7800—7300年前，同伏羲時代相當。其范圍約6000平方米，其遺址已為地穴式房屋，有斜坡門道通向室內(nèi)，屋壁有向室內(nèi)傾斜的柱洞，可見上部是圓椎形茅草屋頂。屋內(nèi)為硬土地面。房屋周圍或附近處有窖穴，應為貯存糧食或雜物者。出土各種陶器，除生活用具碗、杯、三足缽、罐、壺、甕等之外，還有紡輪等生產(chǎn)工具，石器有石鏟、石斧、各種石刀及敲砸器、刮削器，還有磨盤、石鋸、紡錘。骨器有錐、針、鑿、鏃、小鋸。此外還有用于修飾的骨珠、陶環(huán)、蚌飾等。由之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人的生活狀況。在天水一帶，從大地灣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國內(nèi)最早的旱作農(nóng)作物標本，發(fā)現(xiàn)的動物骨骼有豬、牛、羊、犬、雞，豬已成主要家畜；發(fā)現(xiàn)最古老的彩陶，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在陶器內(nèi)壁發(fā)現(xiàn)有十多種彩繪符號，這是最早的文字雛形。在良好的自然條件下，自然有先進的文化蘊育產(chǎn)生。

　　由上面這些可以看出7500多年前人們生產(chǎn)、生活的情況。原始農(nóng)業(yè)和狩獵、養(yǎng)殖以及手工藝都已產(chǎn)生，人們已有了表現(xiàn)美的裝飾品。

　　為什么伏羲成了中華文化最早的創(chuàng)造者，在后代產(chǎn)生那么大的影響？因為他是一位空前杰出的首領(lǐng)。距今8000多年以前整個地球處于冰川期的后期。在此之后，冰川后退，氣溫升高，使人類在生活、生產(chǎn)各方面處于良好的自然條件下，整個人類活躍起來。伏羲氏的出現(xiàn)，既有大自然變化的原因，也有地域上的優(yōu)勢。伏羲也只是在這種自然環(huán)境下發(fā)展起來的一個氏族代表或曰首領(lǐng)而已。

　　三、從最早的文獻記載看黃帝生處

　　黃帝生于何處，學術(shù)界看法很不一致。但是有兩件事實誰也無法否認。

　　第一，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中說：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空桐即崆峒。司馬遷為漢代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首先到隴東的崆峒山考察有關(guān)黃帝的遺跡與傳說，可見西漢前期以前人們認為黃帝與隴東崆峒山有關(guān)。

　　第二，《國語·晉語四》載春秋時晉公子重耳（即后來的晉文公）流亡在秦國時，他的臣子司空季子對他說：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重耳因為到了秦國，才有人給他講了這段與秦地相關(guān)的遠古歷史。這也是關(guān)于炎黃早期歷史在上古文獻中的最早反映。

　　近代以來在中國上古、遠古史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徐旭生先生，認為姜水即寶雞城南過渭水一二里姜城堡的清姜河。關(guān)于姬水，他說：“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現(xiàn)在的哪一條水，可是姬姓的周棄就住在邰。”上古曾為周人早期居地的邰在今陜西省寶雞與咸陽之間渭水以北，位于武功縣西南。關(guān)于姬水，徐旭生先生在認真研究之后傾向于渭水。他說：“炎黃公同淵源的少典氏族大約在西方渭水的上游。”

　　徐旭生先生認為興起于隴右的炎帝族、黃帝族兩大部落是順著渭水及黃河東下而進入中原之地的。他說：

　　我們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叫作華夏族，內(nèi)中有一個氏族叫作少典。它與有蟜氏族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區(qū)域大約在今甘肅、陜西兩省交界的黃土原上或它的附近。從這個氏族分出來兩個重要的氏族：一個住在姬水旁邊，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黃帝氏族；另外一個住在姜水旁邊，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這兩個氏族發(fā)展以后，漸漸有一部分順著河流，向東遷移。

　　徐旭生先生的結(jié)論，不但是在對上古文獻通盤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而且1935年他曾到寶雞和靠近甘肅的一些地方做過實地考察。徐先生1913至1919年留學法國，也具有現(xiàn)代科學思想。他在八十、九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結(jié)論，為學界所重視，也確實為以后我國史前史的研究開拓了道路。

　　在上古、遠古史方面有著深入研究的劉起釪有《姬姜與氐羌的淵源關(guān)系》一文，其第四部分經(jīng)過詳細論證之后說：

　　以上所述，顯有極大可能，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連白龍江、白水江之水。大抵依此兩水所居之姬、姜兩族，一在渭水即其以北，一在渭水以南。由此更看出了姬姓的黃帝族地域大體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大體即羌族地域。

　　劉先生認為姜水即發(fā)源于岷縣東南、在今舟曲以東入白龍江的岷江。其原因在于此水古名羌水，這一帶古為羌人所居。這個結(jié)論同徐旭生先生的姜水之說有異，看來還是徐先生的說法要妥當一些。關(guān)于姬水的看法，二位是相同的，都認為姬水即渭水。

　　再看看這個問題在先秦文獻中的反映?！肚f子·在宥》言：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見之。

　　這正反映了黃帝在早期就是活動于隴東南、天水一帶的。文中所說“立天子”，不過是指擔任部落首領(lǐng)而已。黃帝能成為一個部族的首領(lǐng)，而且后來向東發(fā)展，成為中原一帶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lǐng)，最終融合炎帝族，抗擊蚩尤，受各部族之擁戴而成華夏第一位部落大聯(lián)盟的杰出首領(lǐng)，同他能開闊地思考一些問題，謙虛地向有經(jīng)驗、思想開闊的人請教有關(guān)?？础对阱丁匪d黃帝向廣成子所問的問題：

　　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yǎng)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

　　這是胸有大志而尚未成功時的語氣，是繼承了氏族或部落之首領(lǐng)尚未發(fā)展至更廣大地區(qū)、擁有更多部族時的口吻。這與黃帝開始時在隴東南、天水一帶活動的情形是一致的。

　　堯舜之時遷和仲一族至西垂以測日，也同黃帝“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的愿望有關(guān)。在人類對一年日長、冷暖變化的規(guī)律有一些基本認識的基礎(chǔ)上確定日歷以記事、以行政、以論史，這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時必須要做的事情，是人類文明開始的標志之一。

　　關(guān)于黃帝生于何處，還有些較早的文獻可以印證。兩漢之際著名學者崔篆的《易林·屯之萃》中說：“黃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可見在西漢之時人們認為黃帝是生于伏羲生處的。隴右天水一帶地域較偏，但在上古、遠古之時生存條件良好：氣候適宜，多丘陵，少水災，便于居住，農(nóng)耕、狩獵均可；也不似中原冀州為四方爭戰(zhàn)之事。《史記·封禪書》中說：

　　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說文》載：“隩，水隈崖也。”即水邊上的半山地。這正說明了遠古、上古人居地的特征。這便是“神明之隩”，即伏羲、黃帝這樣的神明之人可長期居住之地。因這里產(chǎn)生過很多神明之人，所以很多神祠都集中在這里。這是司馬遷當時所說“古代”的情況，還說，至晚周之時尚郊祀這里的神明。崔篆為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古屬冀州范圍?？梢婞S帝生于天水的說法流傳之廣，尤其是在后代傳說中為黃帝活動中心地帶的冀州人也認為黃帝生于天水，就充分說明伏羲、黃帝皆生于雍州天水這一說法的可信度。

　　酈道元《水經(jīng)注》卷十七《渭水》云：“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姚瞻之家鄉(xiāng)南安在今河北省蠡縣南，同崔篆家鄉(xiāng)相近，而兩人前后相差四百來年，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個群體記憶的可信度，而且這里還指出具體地方：天水郡上邽城東軒轅谷。因此黃帝活動于天水一帶是完全可信的。

　　《水經(jīng)注·渭水》在引述姚瞻之說以后接著說：“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但皇甫謐《帝王世紀》中是作“生黃帝于壽丘，長于姬水，因以為姓”。由此可知，皇甫謐所說是在姬水附近的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是酈道元之語。后人引之說而帶上下兩句，大誤。乾隆《大清一統(tǒng)志》卷二七四《秦州一》云“軒轅谷在州東”，并云：“《通志》謂谷在今清水縣東南六十里，誤。”此《通志》即雍正六年創(chuàng)修、乾隆元年成書之《甘肅通志》?？磥碓谇宕郧耙蚜鱾鼽S帝生于天水以東軒轅谷或曰壽丘的說法。明清之時清水縣治即在今治地。天水也在近代之天水（今秦州區(qū)）。而清水在天水之東北，幾千年中傳聞產(chǎn)生小的歧異，也是正常的。但結(jié)合“生于壽丘”一說來看，應是生于天水。只是，生于清水說產(chǎn)生較遲，當在宋元以后。因為唐初時依舊稱上邽縣置天水縣，屬秦州，治所在今秦州區(qū)西南天水鎮(zhèn)（舊稱“小天水”），南宋時在這里置天水軍。姚瞻和皇甫謐之說結(jié)合起來看黃帝生處是在今天水鎮(zhèn)之東北。這里正有一座山，今叫“齊壽山”，宋元以前人將此看作古之“壽丘”。《水經(jīng)注》引皇甫謐說中被妄加入的“壽丘在魯東門北”，其加入時間大約也在唐宋之后甚至南宋之后。

　　至于清水，肯定在黃帝部落早期活動的范圍之內(nèi)，這是清水有軒轅谷的原因。但軒轅谷不一定就是黃帝出生處。遠古之時人一般是居于半山，而不會居于谷中。有的人不論上下文而將此壽丘解釋為山東魯北門之壽丘，完全是牽強附會，有悖事實。后人有輯《帝王世紀》佚文將酈道元語一并輯入，以訛傳訛，造成很大影響。

　　如上所言，黃帝族早期活動范圍東至于崆峒。慶陽之正寧縣又有黃帝冢，也見于較早的文獻記載。也說明整個隴東南一帶是同黃帝早期的活動有關(guān)的。

　　黃帝部族從今天水一帶東北至崆峒山附近，為其發(fā)展之第一步。然后向東至今正寧，在此停留一段時間之后，沿沮水至洛水邊今陜西黃陵處，然后順洛水而南下。徐旭生先生說：

　　黃帝氏族東遷的路線大約偏北;他們大約順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帶，東渡黃河，跟著中條及太行山邊漸向東北走。今山西省南部沿黃河的區(qū)域，姬姓的建國很多。

　　徐旭生先生還說：“我們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為黃帝氏族東遷時沿途留下的分族。”這個看法符合黃帝氏族從形成到不斷發(fā)展、不斷東移的實際。

　　大量的出土文物遺址也說明在遠古之時處于東西文化交流的玉石之路上的今天水一帶，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是比較先進的。秦安王家陰洼遺址在縣城東北靠近清水縣處，其墓葬區(qū)和居住區(qū)揭露面積625平方米。遺址分為兩個類型，第二類型遺址時間稍遲，約距今5000—5700年。遺址有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經(jīng)夯筑，壁面為黃色細泥，厚約2厘米，表面光滑，較硬。住室前部有一圓形直壁灶坑。有斜坡門道，室內(nèi)有圓底柱洞，說明也有屋頂?shù)闹е?。發(fā)現(xiàn)的陶器有缽、尖底瓶和夾沙紅陶罐、盆、甑等。也有生產(chǎn)工具?？雌渖钤O(shè)備，同近代一些偏遠鄉(xiāng)村的相似。由此可以看出黃帝之前這一帶的社會發(fā)展水平。

　　大地灣四期文化（前3500—前2900），從各方面來看，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從時間上說，正相當于炎黃時期。

　　天水師趙村四期、五期，西山坪四期、五期，慶陽南佐、寧縣陽坬，合水曹家溝、平?jīng)龊罴遗_、甘谷灰地兒、武山傅家門、禮縣高寺頭、武都大李家坪也有同類文化遺存，各種石、骨、陶器制作工藝又有很大提高。這些地區(qū)也正是在黃帝早期活動的范圍和邊緣地帶。

　　在甘肅省東鄉(xiāng)自治縣林家遺址發(fā)現(xiàn)有銅渣，并出土一把環(huán)首小青銅刀，距今4900—4700年左右。在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遺存中，也出土過青銅短刀，形制上又有改進。目前甘肅發(fā)現(xiàn)早期銅器300多件，占全國出土商代以前青銅器總量的80%以上。至于大量精美的彩陶，更不用說。《墨子·耕柱》云：“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鑄鼎于昆吾。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開即夏王啟。上古時君王也稱作“后”，“啟”避漢景帝之諱作“開”。此蜚廉非商周之間秦人之祖飛廉?！妒酚?middot;孝武本紀》載：“黃帝作寶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禹也是起于西北羌地的。這些與前文所說地下出土情況一致。從當時社會發(fā)展的程度看：大約在5000年前，黃帝族就是在這一片土地上發(fā)展起來的。

　　以隴西平原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前3300—前2050）又稱甘肅仰韶文化，之后以甘肅中部和東部為中心的齊家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些文化顯示出較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畜牧業(yè)、手工業(yè)，其青銅制作步入青銅冶鑄的開創(chuàng)期。這應該是黃帝氏族主體部分東遷之后留下來的氏族文化的反映，對中華早期文明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四、早期秦人活動的歷史印記

　　最有力地證明了早期秦人在天水、隴南一帶歷史的，自然是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出土的大量歷史文物，天水甘谷等處的早期秦人墓葬和天水、隴南其他地方出土的上古文物。這是在地下埋藏了數(shù)千年才被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也就是鐵的證據(jù)，不用多說。這里要說的是：早期秦人在這一帶長期生活繁衍，從弱至強，以至向東發(fā)展，還留下了一些無法抹去的歷史印記。

　　第一，形成比較開放的思想觀念。秦人最早生活于今山東，在中原各部族看來是屬于東夷。但從堯舜之時開始，秦人祖先就同中原一些部落有密切合作。遷至西垂以后，同西戎相處融洽；至夏代末年周人由邰（在今陜西武功以西）遷于今隴東慶陽后，也與周人相容相處，形成經(jīng)濟、文化上的互動與交流。周人建國以后，秦人“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仍與周邊部族和睦相處，并互通婚姻。終至“西戎皆服，所以為王”。至周代，又為周人養(yǎng)馬。周孝王仍讓秦人“和西戎”。周人東遷后，秦人占有其地并“收其余民而有之”。至西周末年因周厲王之無道造成西戎反抗，秦人堅持同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秦仲死于平定西戎叛亂之中。周宣王召見其子秦莊公兄弟五人，命秦莊公為西垂大夫。這些形成秦隴人無狹隘的族系觀念、思想開放、具有明顯的華夏一統(tǒng)觀念的特點。

　　至今甘肅主要有漢族、回族、藏族、東鄉(xiāng)族、保安族、蒙古族等十多個民族和睦相處，很多地方是雜居在一起。各民族都有著對祖國的深厚熱愛之情。

　　第二，宗法觀念淡薄，而具有較突出的法制觀念。秦人的始祖皋陶（即大業(yè)）在堯舜時曾任大理（掌法、治獄之職）?！对娊?jīng)·魯頌·泮水》有“淑問如皋陶”，鄭玄箋：“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管子·法法》：“舜之有天下也……皋陶為李。”原注：“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世本·作篇》：“皋陶作五刑。”這些都說明皋陶在虞舜時掌法理之職。他被作為秦人的精神象征，因而也影響了后代。不過秦人之有較強的法制紀律觀念應主要是兩次長途遷徙中同行同歇、互相關(guān)照形成的統(tǒng)一行動意識；加之長期以狩獵為主，養(yǎng)成互相配合、信守約定的習性。

　　第三，養(yǎng)成隴右人剛正勇武的品性。這在歷史上是很突出的。人們所熟知的是飛將軍李廣。司馬遷在《史記·李將軍列傳》之末評：“《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其實只就西漢時言，在他前后以勇武剛正名列青史者就不少?！稘h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之后贊曰：

　　漢興，郁郅（今甘肅慶陽縣）王圍、甘延壽，義渠（今甘肅西峰市）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今陜西長安縣東北）蘇建、蘇武，上邽（今甘肅天水清水縣）上官桀、趙充國，襄武（今隴西縣東南）廉褒，狄道（今甘肅臨洮）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

　　所列整個西漢以勇武名列青史者13人，屬今隴東南部與中部者11人，陜西中部2人。這些人的事跡中也體現(xiàn)著顧大局、堅守正義、耿直剛正的性格特征。

　　歷史上隴右的文人，也往往帶有耿直、坦誠的性格特征。第一位便是東漢趙壹。趙壹為漢陽西縣人，正為秦人西遷最早所到之處。由《后漢書·文苑傳》可知，他懷耿介之心，在東漢末年朝政腐敗、國勢衰微的情況下憤世嫉俗，而秉持剛正人格，為朝中忠正之臣所重。唐代權(quán)德輿在朝任職時先后三次執(zhí)掌貢舉，提出“育人選士，為國之本”，從不屈服權(quán)勢的干預。其一生為官不結(jié)黨、不受賄，在內(nèi)部斗爭中寧可辭職回家，也不向邪惡一方屈服。至明代李夢陽，一生因為抗擊皇親、揭發(fā)權(quán)貴等五次下獄，而終不改耿直剛強之秉性。這里不能一一列舉。筆者以為這種秉性的形成同自然環(huán)境有關(guān)，也同秦人的傳統(tǒng)精神有關(guān)。它實際上是一種心理和習俗上的群體記憶。

　　第四，在宗教信仰和節(jié)俗方面也體現(xiàn)出深刻的群體記憶。

　?。?）《史記·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正義》：“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下文記周太史見秦獻公一段《索隱》引《漢舊儀》：“祭人先于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

　　筆者以為西漢以前所說秦人的“人先山”，即三國時所說“祁山”，“祁”字本義即祭祀之處。

　　后世隴東南一帶東岳廟很多，不僅各縣都有，而且不止一處。就明清以來（主要是清代）情況而言，最多者一個縣有五處，且大多留下碑文。今所見有關(guān)碑文最早者為元代至元五年（1339）禮縣《大元崖石鎮(zhèn)東岳廟之祀》。西和縣嘉慶十四年《重修東岳廟碑記》中說：

　　若夫神號“東岳”，《博物志》謂“為天帝孫”，主召人魂魄，古所稱神符是也。至云“東岳注生籍，南岳注死籍”，此固世俗所傳，漫無可考者。

　　這是一篇很有見解、有一定理論水平的碑文。文中所謂“為天帝孫”，因《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之先為帝顓頊之苗裔孫，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yè)，故傳為天帝之孫。

　　今所見古代文獻最早祭泰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秦掃平諸侯、統(tǒng)一九州后之第三年，“始皇東行郡縣，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泰山刻石中說：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從臣思跡，本原事業(yè)，祗誦功德。

　　可以看出這是在統(tǒng)一六國之后祭祖報功之舉。所謂“思跡”，即回顧其發(fā)展的過程；所謂“本原事業(yè)”，即追溯其事業(yè)興起的根源。

　　事實上秦始皇在統(tǒng)一六國后首先去祭拜的是秦人興起之地西垂（西縣）?！妒酚?middot;秦始皇本紀》載：“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正義》引《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古上祿縣在西和、成縣之間。東面、南面很大的地方他不去，而先到古西垂之地，是他懷著極興奮、自豪的心情去拜祭西縣的先祖陵墓與先人祠，向先祖表白他已完成了統(tǒng)一華夏之大業(yè)。

　　這個信仰之普遍，應同秦人習俗的延續(xù)有關(guān)。漢承秦制，西漢以后各朝帝王都祭東岳，直至唐、宋、元、明、清，各朝都加封。這當中也都體現(xiàn)著一種一統(tǒng)的觀念。

　?。?）隴東南一帶春節(jié)前后的春官“說春”風俗。從冬至一天開始，隴南、天水、隴東的平?jīng)觥c陽便會有春官帶著木板印的“春帖子”（上有二十四節(jié)和每月頭一天的甲子，可以由之推知大月、小月和每一天的甲子，雖只一張，而作用等同于全年日歷），進門先唱。所唱既有傳統(tǒng)的說春歌，如《二十四節(jié)氣》《十二月生產(chǎn)》、節(jié)俗類、七十二行類、勸善類等，也有新編的歌。春官有就眼前所見出口成章的功夫。隴南、天水一帶每年說春的人主要是西和縣坦途關(guān)（今屬石峽鎮(zhèn)）和禮縣龍林鄉(xiāng)川壩河谷的農(nóng)民。坦途關(guān)在冬至以后每家都要有人出去說春，言不去對自家不吉利。村里有春官頭，每年事先為大家劃分活動地區(qū)。民國以前出版、印刷不易，日歷也不易買到，而農(nóng)人要靠日歷安排一年的生產(chǎn)活動。但是老百姓能預先知道下一年二十四節(jié)的日期和大月、小月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春官們能事先印出來，而且同舊皇歷絲毫不差。說春的人都是在隴東南的極偏僻之地，這應該秦人重節(jié)氣和天象的傳統(tǒng)的遺存。

　　（3）從群體記憶方面說，最突出的是天水隴南一帶每年七天八夜的乞巧節(jié)。同七夕節(jié)相關(guān)的是牛郎織女傳說?？椗褪乔厝耸甲媾?。《史記·秦本紀》開頭即說：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yè)。

　　大業(yè)即秦人之第一位男性祖先，又稱作“皋陶”。女修是以織而名列青史的，她又是五帝之一顓頊之后裔，故在后來的傳說中，成了天帝的孫女織女。秦人歷來熟知天象，他們將天上的星河以自己所居之地漢水之名命名，稱作“漢”或“云漢”。如《詩經(jīng)·大雅》中有詩《江漢》，指漢水，其開頭為：“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又有《云漢》，指銀河，其開頭云：“倬彼云漢，昭回于天。”先秦文獻亦有稱作“天漢”者。秦人又將天漢以西最亮的一顆星命名為“織女星”，以紀念其始祖女修。

　　后來，天河東側(cè)一亮星被命名為“牽牛”，是周人為紀念其始祖后稷的孫子叔均的?！渡胶＝?jīng)·海內(nèi)經(jīng)》中說：“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大荒西經(jīng)》中也說：“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周人是興起于隴東的。上古時周秦長期相鄰，周秦文化的交流形成“牽?？椗?rdquo;的傳說。筆者以為“牽?？椗?rdquo;的傳說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形成，《詩經(jīng)·周南·漢廣》和《秦風·蒹葭》都是寫在漢水的一側(cè)一個男子追尋對岸女子，就是反映著這個傳說的情節(jié)。

　　后來由牽牛（牛郎）織女傳說形成了“乞巧節(jié)”或曰“七夕節(jié)”。為什么設(shè)在七月七日呢？有三個原因：其一，七月初為夏收和秋收之間短暫的農(nóng)閑時間。其二，農(nóng)歷七月是一年中觀察星空最清晰的時候，也是牽牛星和織女星靠得最近的時候。其三，“七”在上古象征西方?！端貑?middot;五常政大論》曰：“眚于七。”唐代王冰注：“七，西方也。”而“眚”也有返回之義。故古人將人死后魂返回之日叫“眚期”；將吉禮中返還男方家的部分叫“眚禮”。因此，“七夕節(jié)”定在農(nóng)歷七月七日，也有著很豐富的文化蘊含。

　　《周易·復卦》中說：“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震卦》和《既濟》也有“勿逐，七日得”之語，則“七”在上古之時有“返回”之喻義。這究竟是《周易》的觀念影響了七月七日七夕節(jié)的確定，還是《周易》反映了當時已形成七月七日織女返回以與牽牛相會的情節(jié)，還難以確定。

　　據(jù)《西京雜記》卷一《七夕穿針開襟樓》、卷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載，七月七日七夕節(jié)女子們歌唱、穿針以乞巧的風俗在西漢初年的宮廷中已有。當時都城在長安，宮女也多來自秦隴之地，故應是當時陜甘一帶民俗傳進宮中。魏晉以后詩文中關(guān)于七夕風俗有較多的反映。

　　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全國各地七夕節(jié)只有七月七日夜擺上瓜果，婦女燃香燭以敬織女、作穿針等活動以乞巧，而隴南的西和、禮縣和天水市秦州區(qū)東南靠近西和禮縣的天水鎮(zhèn)，乞巧活動要進行七天八夜。漢中平川地區(qū)未婚姑娘在七月初一開始準備，從初五至初七舉行三天乞巧活動，其地點也是在漢水邊上。盡管數(shù)千年來由于一些地方處于交通樞紐或文化發(fā)達，這個節(jié)俗慢慢失去，但在西漢水（古之漢水上游）仍保存這種習俗，由此也可以看出乞巧風俗同漢水、同早期秦文化的關(guān)系。

　　西和、禮縣和天水鎮(zhèn)姑娘們乞巧時又跳又唱，受舊禮教的約束較小。乞巧活動中女孩子小時就學著生豆芽，一般是一個巷道或一個莊一個乞巧點，由這一片中有威信、有組織能力的女子擔任巧頭，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工作，聯(lián)絡、確定坐巧處。姑娘們自己出錢出物，購置香、蠟之類；自己編歌、做貢品，最后一天會餐也是自己做飯，大的操作，小的當幫手，跟著學。這可以說是封建社會中女孩子自己組織的“自修學校”，學唱歌、學跳舞，還學創(chuàng)作、學針線、學茶飯，是同歷來道學家所強調(diào)的“男尊女卑”“嚴守婦道”“笑不露齒”之類思想觀念相對抗的。七八十年以前的乞巧歌中不但表現(xiàn)了對壓迫婦女、買賣婚姻的不滿與反抗，而且有不少反對剝削壓迫、揭露貪官污吏的內(nèi)容，表現(xiàn)出女孩子對社會政治的關(guān)注。兩千多年來乞巧節(jié)在普及教育、提高婦女地位以及和諧家庭與社會關(guān)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對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農(nóng)民在“男耕女織”的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中正常發(fā)展起到良好的作用。這些在今日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也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我們應予以充分關(guān)注。

　　總之，秦人兩次遷于西漢水上游（即上古之漢水上游）的西垂、朱圉山一帶，是有原因的。我們透過早期秦人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在文明初始階段的情況。我們要對上古、遠古的歷史有一個正確的、符合實際的認識，一要依據(jù)最早的文獻記載，二要靠地下出土文獻，三要重視任何個人都無法改變、難以抹殺的民族群體記憶，它不僅可以填補文獻記載的空白、彌補文獻的不足，糾正后人對一些文獻的誤增妄改，還可以揭示出一些出土文物和某些遺跡的時代之間的文化內(nèi)涵。